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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門公案中的帝王形象
      2019年08月06日 09:5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侯本塔 字號

      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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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

        自佛教傳入中土以來,就與皇室結下不解之緣。歷代崇信佛教的帝王甚多,其中不乏與禪門高僧之間的往來問答。這些問答之語被記錄下來,并收入公案集、頌古集,成為后世參學法門。值得注意的是,因時代先后的不同,這些帝王在禪門公案中也呈現出不同形象。

        “不明佛法”的帝王:梁武帝、唐肅宗

        梁武帝蕭衍是南朝梁代的開國皇帝,在位時間長達四十八年,是整個南北朝時期在位最久的帝王。在對梁武帝的評價中,佞佛是最為人詬病的特點之一。他不僅大肆營造寺院,扶持寺院經濟,還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令公卿花費億萬錢財奉贖,并受持菩薩戒成為“皇帝菩薩”。但不可否認的是,梁武帝對佛教的發展影響深遠,他除了自己精研佛教義理,嚴守佛教戒律外,還以身作則提倡素食,并創立《梁皇寶懺》,撰寫《制旨大涅槃經講疏》,為佛教中國化助益良多。

        梁武帝是中國歷史上佛學修養極為精深的帝王,然而在禪門公案的記載中,他總是一副請益佛法但始終不領深旨的形象。首先來看“傅大士講經”公案:梁武帝請講《金剛經》。士才升座,以尺揮單擊,便下座。帝愕然。志公曰:“陛下會么?”帝曰:“不會。”志公曰:“大士講經竟。”(《善慧大士語錄》卷四)

        《金剛經》是般若空宗的經典,它以“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來掃除對外在形相的執著,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來破除對內在心性的執著,從而揭示出緣起性空、實相無相的道理。在禪師的眼中,《金剛經》更具有破除一切名相執著從而顯露自性的作用。由此而言,傅大士上堂講《金剛經》卻只是揮尺一下便下座的做法,就是要暗示梁武帝自性不可言說的禪門理念。梁武帝的“愕然”顯然并未領悟這層含義,即便是在志公和尚的提醒下,依然沒有“大事了畢”。

        再看更為著名的“達摩廓然無圣”公案:爾時武帝問:“如何是圣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圣。”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又問:“朕自登九五以來,度人造寺,寫經造像,有何功德?”師曰:“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師曰:“此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善因,非是實相。”武帝問:“如何是實功德?”師曰:“凈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武帝不了達摩所言,變容不言。達摩其年十月十九日,自知機不契,則潛過江,北入于魏邦。(《祖堂集》卷二)

        在這里,梁武帝連續五次發問,卻始終未能應機。梁武帝前二問所謂“如何是圣諦第一義”;“對朕者誰”,顯然是執著于一切“實有”,與大乘緣起性空思想相違背,故而達摩以“無”答“有”,說道“無圣”“不識”。因為在禪門理念看來,所謂“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是超越凡圣分別、超越你我分別的。在這則公案中,梁武帝不僅表現為執著于功德大小、圣諦實有的好大喜功形象,在達摩言下未能了悟更是“變容不言”,展現出習氣深重、我執纏身的面貌。臨濟宗白云守端稱“大士何曾會講經,志公方便且相成。一揮案上俱無取,直得梁王努眼睛”,顯然是將其視為愚鈍不悟之人。

        事實上,標榜“教外別傳”的禪宗興起后,為了更好地傳達自家“以心傳心”的理念,勢必需要借助一些為人所熟知的形象加以建構。這種情況下,梁武帝以其帝王身份和對教義的深研,出現在禪師們的視野之中,成為合適人選。同樣崇信佛教,甚至接受不空法師灌頂的唐肅宗,在與慧忠國師等人的相關公案中,大抵也是這種形象,茲不贅述。

        “默契真宗”的帝王:唐憲宗、唐文宗

        歷史發展到唐代中后期,禪宗逐步進入主流視野,當務之急不再是對禪門地位的建構與提升,而是如何更好地向信眾傳授禪學理念。這一時期,皇帝與僧人間的辯論同樣值得關注。首先來看“鵝湖論議”公案:唐憲宗嘗詔入內,于麟德殿論議。有一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云:“圣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云:“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法師云:“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云:“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遮一點,尚不奈何。”……師又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眾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尸利云:“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真宗,益加欽重。(《景德傳燈錄》卷七)

        唐憲宗與佛教之間的關系,最為人矚目的便是元和十四年(819)的奉迎佛骨舍利,此事由于韓愈撰《諫迎佛骨表》并險些喪命,最終被貶潮州的經歷而備受關注,唐憲宗也常因此被視為皇帝佞佛的反面典型。這則公案中的大義禪師是南岳系馬祖道一的弟子,他先是駁斥了義學法師對“四諦法”“四禪天”等教義的執著,接著借用尸利禪師之語,指出佛性可見不可取的特質。最后對憲宗之問的回答,所謂“不離陛下所問”就是說“只此問者便是”,實際上是對馬祖道一將“本性”與“性之作用”視為一體的“即心即佛”思想的運用。值得注意的是,憲宗不僅以問話者的身份參與到公案之中并最終“默契真宗”,還站在鵝湖大義禪師的立場上,指出義學法師通讀經論無數卻“只遮一點,尚不奈何”,言語之間不乏批評意味。臨濟宗天目文禮禪師的頌古稱“說理談真面紫宸,鵝湖大義枉勞神。由來佛性難名邈,爭似君王默契親”,也表現出對唐憲宗默契玄旨的贊許。

        再來看唐文宗與惟政禪師的“蛤蜊說法”公案:唐大和中,文宗嗜蛤蜊,沿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止。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其異,即焚香禱之。俄變為菩薩形,梵相具足,即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令眾僧瞻禮。因問群臣:“斯何祥也?”或言:“太一山有惟政禪師,深明佛法,博聞強識。”帝即令召至,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啟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為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睹此為常非常耶?信非信耶?”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了。”時皇情悅豫,得未曾有……(《景德傳燈錄》卷四)

        唐文宗終其一生致力于控制僧尼數量,不僅要求僧眾參加考試,還頒發《條流僧尼敕》來肅整佛教,被認為是唐武宗滅佛的前奏。然而,在這則公案中,唐文宗卻絲毫沒有表現出排斥佛教的跡象。所謂佛法,只是通向本心自性的手段和途徑,如果內心對自性具有強烈的信心,也就無須執著于菩薩到底講了什么,這就是佛門“以手指月,見月忘指”的義理所在。惟政禪師用這個道理來回答文宗所問,令其當下“皇情悅豫”。臨濟宗西巖了慧的頌古稱“螺螄蚌蛤類,大唐天子心。嗜好即深信,南無觀世音”,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可以看出,對禪門公案而言,歷史上的帝王無論是信佛還是排佛、佛學修為是高還是低都并非那么重要,他們在公案中的形象更多地取決于禪門說法的需要。

        “佛陀示現”的帝王:后唐莊宗、宋太宗

        自五代以至宋初,禪門公案中帝王的地位屢見提升。他們不僅與禪門高僧之間縱橫論辯,還展現出勘驗僧俗、見解超人的得道高僧形象,甚至一度被賦予“當代佛陀”的稱謂。

        首先來看后唐莊宗李存勖與臨濟宗興化存獎禪師的“光帝幞頭”公案:同光帝謂興化曰:“寡人收得中原一寶,只是無人酬價。”化云:“借陛下寶看?”帝以兩手引幞頭腳,化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從容錄卷六)李存勖所謂“中原一寶”含義十分豐富,一者他打敗后梁,收取河南、山東等地并定都洛陽,可稱收得中原一寶;二者他手引紗羅帽示人,是以摩尼寶冠和髻中珠相喻。而興化存獎將其視為自性的隱喻,故而有誰敢酬價之語。在這里,李存勖對佛門理念的理解和運用恰到好處,萬松行秀稱“古今天子對辯,未有如莊宗善用時機,佛事人情一時周足”。

        值得注意的還有宋太祖和宋太宗,“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歐陽修認為,贊寧以“當代佛陀”稱呼宋太祖的行為近乎“俳優”之舉。然而,這種做法并非孤例,《嘉泰普燈錄》載:上(太宗)曰:“甚處相見來。”奏云:“靈山一別,直至如今。”上曰:“卿以何為驗?”僧無對。明覺代對:“貧道得得而來。”所謂“靈山一別,直至如今”,固然有著禪門呵佛罵祖的意味在內,同時也可以從禪宗直下承擔、隨處作主的精神得到合理解釋,但顯然無法排除將宋太宗視為佛陀轉世的嫌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前述帝王公案中,無論參與對答的皇帝有沒有獲得領悟,都始終處于被勘驗者的“賓”位,但這則公案中的宋太宗卻是站在“主”位去勘驗站在“賓”位的僧人。若以曹洞宗的“五位君臣”來看,此前公案中的皇帝其實是處于“臣”位,直到此處,作為皇帝的宋太宗才真正站在了“君”位。另外,作為勘驗者的宋太宗不僅一次次地與僧俗進行論辯,甚至展現出禪門耆舊的形象:太宗問僧:“近離甚處?”曰:“臥云庵。”帝曰:“臥云深處不朝天,因甚到此?”僧無對。在這則對答中,宋太宗所謂“近離甚處”實際上是針對自性的提問,與“溈山老牸牛”公案大體相類。無形無相的自性自然是不來不去的,僧人對此不能應機。

        從“不明佛法”的梁武帝、唐肅宗到“默契玄旨”的唐憲宗、唐文宗,再到“當代佛陀”宋太祖、宋太宗,禪門公案中帝王形象的地位一直在不斷提升。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佛教中國化的歷程。在佛教中國化的前期,佛禪理念與梁武帝為代表的教派義理以及皇權之間存在一定沖突,故而他在禪門公案中的形象大都是禪學思想改造的對象。唐代中后期,佛教禪宗與中土文化進一步融合,二者在理念上的共鳴越來越多,從而出現了“默契真宗”的帝王形象。五代以至宋初,儒釋道三教合一已經逐步成為社會現實,并得到士林及禪林的廣泛認同,宋朝皇帝對佛教也大都采取扶持與控制相結合的手段。這種情況下,禪宗勢必依附于皇權的庇佑之下才能更好地發展,于是“當代佛陀”式的帝王形象應運而生。

        (本文系北京大學翁洪武科研原創基金“臨濟宗與宋代詩歌”(WHW201809)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文學院)

      作者簡介

      姓名:侯本塔 工作單位:暨南大學文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馬云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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