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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科林:校正斯賓諾莎 ——德國理念論和法國后結構理論中的斯賓諾莎
      2019年08月06日 10:26 來源:《哲學研究》 作者:李科林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Working on Spinoza:Spinoza in German Idealism and French Post-Structuralism

       

        作者簡介:李科林,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原發信息:《哲學研究》第201811期

        內容提要:自20世紀初葉起,法國思想界就開始持續討論斯賓諾莎,并于20世紀60年代末形成了強勁的斯賓諾莎主義。盡管斯賓諾莎哲學在法國的興起受惠于德國哲學,然而作為反黑格爾主義的典型,德勒茲則通過斯賓諾莎哲學中的表現主義,以思想和存在的強度重新構造了認識論和主體論,并以此作為對黑格爾辯證法的超越。在法國思想界興起的“斯賓諾莎主義”的思潮中,德勒茲對斯賓諾莎的闡釋有其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他擺脫了此時學院派借助以斯賓諾莎和笛卡爾為代表的早期現代哲學,重建法國知識論中理性主義的訴求;另一方面,通過批判黑格爾,他取消了主體在本體論上的超越性,從表現論的角度重新定義人作為力量的本質,從而擺脫了關于斯賓諾莎的理念論傳統。德勒茲在呈現了斯賓諾莎對當代思想啟示的同時,也預示著法國哲學的理論焦點正在發生的轉移。

        關鍵詞:斯賓諾莎/德勒茲/表現主義/主體性

        標題注釋: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德勒茲哲學思想研究”(編號2017010064)的階段性成果。

       

        一、斯賓諾莎的復興及其背景

        1970年前后短短幾年,法國思想界涌現出一批關于斯賓諾莎的研究專著:德勒茲的《斯賓諾莎與表現問題》(1968)和《斯賓諾莎的實踐哲學》(1970),馬夏爾·戈胡(Martial Guéroult)的《斯賓諾莎·第一卷·神》(1968),伯納德·魯塞(Bernard Rousset)的《倫理學的最終角度和斯賓諾莎主義的自洽問題》(1968),亞歷山大·瑪瑟隆(Alexandre Matheron)的《斯賓諾莎作品中的個人和集體》(1969)等等,甚至連20世紀早期維克多·德爾博斯(Victor Delbos)和萊昂·布瑞斯維克(Léon Brunschvicg)的斯賓諾莎著作也在這一時期再版。此外,斯賓諾莎的名字還回蕩在阿爾都塞、利科、拉康等哲學家的課堂上。投身于斯賓諾莎復興熱潮的哲學家們有各自的角度和目的(cf.Vinciguerra),他們或者是借助斯賓諾莎突破存在主義的哲學框架,或者是由此批判黑格爾對斯賓諾莎的誤讀,進而抵抗持續良久的黑格爾主義,但這些不同的路徑之間則發生著共振,都指向包含在斯賓諾莎文本之中思想的異端。

        20世紀60年代法國思想界掀起的反黑格爾主義構成了斯賓諾莎復興的背景。從時間上追溯,60年代的反黑格爾主義既繼承了二戰前后的黑格爾主義熱潮,卻又以“去—黑格爾主義化”為核心。正如巴迪烏(Alain Badiou)等人在《黑格爾在法國》中指出的,二戰后國際和國內的政治局面也促使法國左翼知識分子重新思考黑格爾哲學,尤其是黑格爾思想對馬克思的影響。(參見巴迪烏等,第5-11頁)阿爾都塞的《保衛馬克思》(1965)和《閱讀〈資本論〉》(1968)在黑格爾與馬克思之間作的切割都是反黑格爾主義的典型。而本文要討論的德勒茲對斯賓諾莎的重新闡釋,也是要以“表現主義”的肯定性克服黑格爾辯證法中的否定性,并使斯賓諾莎擺脫后者的理論框架。此校正的重要性來源于,自20世紀初以來關于斯賓諾莎的討論都一直伴隨著黑格爾主義的影響,故而也受限于后者的理論焦點,黑格爾主義的關鍵概念為德勒茲重新解釋斯賓諾莎提供了理論根據,與此同時,德勒茲又逃離了前者的框架,開辟出新的理論視野。

        自20世紀以來,法國思想界對黑格爾哲學的興趣持續升溫,并在亞力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的課堂和讓·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的譯本中達到了頂點。科耶夫于1933年至1939年間在高等研究實踐學院開設了《精神現象學》課程,聆聽講座的包括雷蒙·阿隆、雅克·拉康、喬治·巴塔耶、梅洛-龐蒂、皮埃爾·科羅索夫斯基(Pierre Klossowski)、列維納斯等思想家。1947年這些講座經由雷蒙·格諾(Raymond Queneau)整理出版,為法國思想界討論科耶夫的黑格爾主義提供了文本參考。盡管在科耶夫前后,也有德國哲學家狄爾泰和法國哲學家讓·瓦爾(Jean Wahl)等人關于黑格爾哲學的著作進入法國,但科耶夫在黑格爾闡釋方面因其濃重的存在主義風格而備受歡迎。在講座中,他以“欲望”為起點重新闡釋了“主奴關系”。欲望對于人和動物都是維持生存的基本動力。但與動物不同的是,欲望肯定了人相對于物的主體性存在,因為在把握存在的過程中欲望喚醒了人的自我意識。“人的特有存在,即有自我意識的存在,因此暗含了也預設了欲望”。(Kojève,p.4)并且欲望也決定了人相對于他人的主體性存在,因為欲望要求主體超越生命的物質性存在,即以犧牲的勇氣贏得他人的絕對承認,成為主人。“在其初生的狀態中,人從未僅僅是人而已。他總是必然地和本質地或者為主,或者為奴。”(ibid.,p.8)

        科耶夫的重點在于主奴關系形成之后,一方面,主人并沒有成為絕對的自為存在,反而受限于他所能統領的世界。另一方面,奴隸也沒有落入被動的自在存在,因為在工作中不斷地改變世界,奴隸能通過豐富的創造性勞動超越主人的欲望,不再是為他者而存在,而實現了自為的存在。勞動,并沒有導致人的異化,反而使人在和物打交道的過程中,獲得了知識,進而獲得了自由。作為對黑格爾主奴關系和絕對精神的創造性解讀,科耶夫將創造力和自由歸于奴隸即社會底層,也就是將智慧和文化歸于勞動人民。那么,自然而然地,通過各種精神勞動,知識分子也將自己的工作奉獻給了他所在的社會。所以,在取消勞動異化的基礎上,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在科耶夫的主奴關系中成為了奴隸的主體性,而奴隸就是黑格爾本人。

        伊波利特的理論和科耶夫同時、但是又抵抗著后者對黑格爾哲學的闡釋,并且他也直接影響了法國60年代的反黑格爾主義熱潮。伊波利特在1939年至1942年間完成了《精神現象學》的法譯本,由此把黑格爾的哲學文本引入法國。在1948年出版的《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起源和結構》中,伊波利特一開始就表明對黑格爾的解讀要把握其哲學的核心,然后才能明白各部分的結構。而他認為核心就是關于絕對的知識:“現象學并非本體論(noumenology),亦非存在論(ontology),然而它卻依然是關于絕對的知識。”(Hyppolite,1974,p.4)

        為了克服科耶夫對主體性單方面的強調,伊波利特強調所謂關于絕對的知識,是以超越主客之分的方式認識絕對的同一。知識的主體、被認識的對象都是從絕對的同一中分裂而出。主客體也不是對立的,而是相互的共同生成。他批評科耶夫關于《精神現象學》的闡釋缺少對黑格爾《大邏輯》的參照,太偏重于主體的絕對性,因而太過于人道主義了:“我相信科耶夫的闡釋過于純粹地人類學化了。對黑格爾而言,絕對的知識既不是神學,也不是人類學。它發現了關于自始至終地顯現于人類和歷史中的存在的思辨思維,這是絕對的昭彰。在我看來這是思辨思維的意義,而它對抗著科耶夫純粹人類學式的闡釋。”(Hyppolite,1971,p.241)

        伊波利特提出以思辨的方法取代人類學的方法,個人的沉思取代了以對抗他者存在為前提的思想斗爭,由此才能達到關于絕對的知識。“絕對”在伊波利特這里,應當被理解為形容詞,表示在反思關于具體對象知識的基礎上所達到的對于整體的認識,所以,絕對知識是關于知識的知識,只能在思辨中獲得。那么,絕對知識實質上并不是關于對象的知識,雖然后者被包含在絕對知識之中。在絕對知識中,消解了在具體認知所具有的形式和內容的區隔:作為來自主體理性的形式被否定,而曾被形式所否定的感性內容則被釋放出來,實現了對否定的否定所作的肯定。更徹底地說,既然具體知識是經由認知的自我所形成的,絕對知識就是通過反思所有知識而構造的自我的否定。絕對知識并不提供知識,只是意識的自我否定運動,在其中表現了黑格爾哲學中最非理性和最理性相融合的一面:“這里我們或許到達了黑格爾主義的決定性時刻,到達了我們得以概念性地思考所不能思考的思想扭轉時刻,到達了使得黑格爾同時作為最偉大的非理性主義者和最偉大的理性主義者而存在的時刻……因為作為不可分的自我,絕對思考著非思(nonthought)。它在自身和無意義、和自然的晦暗存在的關聯中思考著意義。”(Hyppolite,1997,p.102)

        思想和非思折疊在一起,意義和無意義相互滲入。伊波利特對于思想和非思、意義和無意義的關聯,使否定成為一種折疊,而不是排斥或者清除。黑格爾的辯證法由此被轉變為對于否定的否定,折疊的折疊。到達絕對的知識,思想不斷地重復對于自身的否定,從而不斷地吸納非思想性的內容。從經驗的規定性說,思想并不思考否定,但是思想本身就是否定。而從思想的自我反思來看,思想就是否定之否定的思辨運動。伊波利特從認識論的角度,以思想的自我運動取消了對于意識的主奴之分,取消了意識主體性對于感性的否定。

        在勞動中獲得自由,知識是中介;在思想中實現自我超越,(絕對)知識是目標。如何克服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建立的知識論,就成為反駁黑格爾主義的關鍵。德勒茲一方面吸收了科耶夫的欲望概念和伊波利特的“絕對知識”,另一方面他以重建認識論為出發點回到斯賓諾莎,并由此更進一步地把焦點推演至關于主體性的討論中,更充分地校正了黑格爾對斯賓諾莎的解讀。下文正是對此思想博弈的呈現。

      作者簡介

      姓名:李科林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秀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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