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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社會學研究
      2019年07月26日 10:40 來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5期 作者:宋國愷 字號
      關鍵詞:新時代;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社會建設;社會結構;社會現代化;

      內容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 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時代, 基本特征就是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已成為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的主題, 這也標志著新時代我國社會建設也必須圍繞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進行相應的變革, 推動高質量社會建設, 實現社會現代化, 我國社會建設進入質量時代, 這正是高質量發展的社會學研究意義。

      關鍵詞:新時代;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社會建設;社會結構;社會現代化;

      作者簡介:

        摘    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 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時代, 基本特征就是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已成為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的主題, 這也標志著新時代我國社會建設也必須圍繞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進行相應的變革, 推動高質量社會建設, 實現社會現代化, 我國社會建設進入質量時代, 這正是高質量發展的社會學研究意義。高質量發展不僅具有經濟學屬性, 同樣具有社會學屬性。社會學從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層面研究高質量社會建設, 并指出了推進高質量社會建設的四個實踐取向。推動高質量社會建設, 有利于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更好地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更好地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關鍵詞:新時代; 高質量發展; 高質量社會建設; 社會結構; 社會現代化;

        作者簡介:宋國愷, 北京工業大學文法學部教授、首都社會建設與社會管理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引言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1) 這既是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鮮明特征, 也是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指向。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 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時代, 基本特征就是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并且進一步指出:“推動高質量發展, 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 是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 是遵循經濟規律發展的必然要求。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2)2018年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中, 明確指出了2018年發展主要預期目標“符合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實際”(3)。由此可見, “高質量發展”標志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時代, 已成為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的主題。這也標志著, 新時代我國社會建設也必須圍繞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進行相應的變革, 推動我國社會建設高質量的新轉變。

        推動高質量社會建設, 實現社會現代化(4), 既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命題, 更是一個重大實踐課題;既是一個難題, 更是一個急題。(5)如果說進入新世紀初的2004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提出“社會建設”, 標志著社會建設時代已經來臨, 那么, 進入新時代以來,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標志著當代中國社會建設已經進入了質量時代。推動高質量社會建設, 實現社會現代化, 是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及時而必要的回應。基于以上認識, 本文將展開關于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社會學研究。

        一、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社會學屬性闡釋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意味著我國經濟由數量型高速增長轉向了質量效益型的高質量發展。質量一般被認為可以劃分為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兩重含義, “經濟學范疇內的質量一般指后者, 是對經濟事物社會屬性的判斷, 對某一事物優劣程度的判斷”(6)。既然從經濟學角度對事物質量優劣程度可作出價值判斷, 當然從社會學的角度對事物質量優劣程度同樣可以作出價值判斷。因為經濟學對質量作價值判斷, 通常著重考慮的是追求經濟效率的質量的現實性價值, 即投入與產出的效率。但是, 這僅僅與追求規模擴張、速度增長的數量區分開來, 另外還需要討論質量的終極性價值或本真性價值(7), 即探討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的價值判斷問題。

        (一) 早期經濟學對質量的關注

        經濟學早期已開始關注并考察質量的本真性價值判斷。早在1912年, 經濟學家熊彼特在其《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明確指出:“我們所指的‘發展’只是經濟生活中并非從外部強加于它的, 而是從內部自行發展的變化”(8)。在熊彼特看來, 發展是社會經濟系統的內部變化, 這種變化不僅是經濟在數量規模上的增長, 更是一種質變, 是一種質量的變化。1968年瑞典經濟學家繆爾達爾在對南亞和東南亞發展中國家考察的基礎上, 關注經濟增長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問題, 以及經濟增長的質量問題, 并認為發展不只是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 而是包括整個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過程的上升運動。(9)同樣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P·托達羅指出:“發展不純粹是一個經濟現象。從最終意義上說, 發展不僅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質和經濟方面, 還包括其他更廣泛的方面。因此, 應該把發展看為包括整個經濟和社會體制的重組和重整在內的多維過程。”(10)不論是繆爾達爾“包括多方面發展過程的上升運動”, 還是托達羅“其他更廣泛的方面”, 實質上都是在探討經濟增長之外的質量問題。可見, 經濟學家在討論經濟增長、經濟發展時, 不僅關心數量, 而且關注質量;不僅關心質量的現實性價值判斷, 而且關心質量的本真性價值判斷, 即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的價值判斷。

        (二) 經典社會學對質量的關注

        考察質量本真性價值問題并非經濟學的專利, 社會學同樣重視考察質量的本真性價值。有理由說, 社會學更應該關注質量、關注質量的本真性價值判斷。古典社會學盡管沒有直接關于質量的終極性價值判斷的表述, 但是質量的終極性價值判斷始終是社會學本身應有之義。社會學之父孔德在創立社會學之初, 就提出了社會學關注的兩大主題:秩序和進步。他認為秩序存在于社會存在的諸條件的持久和諧之中;而進步則存在于社會發展之中。在孔德的價值天平上, 重要的是秩序而非進步。(11)秩序本身涉及質量問題, 關注其本真性的價值判斷。進步是秩序的結果, 而秩序則是進步的前提, 沒有秩序則很難有進步。由此可見秩序本身就包含了質量的本真性價值判斷。迪爾凱姆在其《社會分工論》一書中提出了“社會團結”的重要概念, 認為“社會團結是指人與人和 (或) 群體之間的一種關系。這種關系依賴于被共同的情緒體驗所強化的共有的道德情操和信念”(12)。顯然, “共有道德和信念”已超越了質量的現實性價值判斷而體現為質量的本真性價值判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有學者在研究“社會質量”問題時候, 將“社會團結”視為一個重要的維度, 并將其操作化為具體測量“社會質量”的指標。(13)由此可見, 經典社會學向來就關注質量問題, 尤其是關注質量的本真性價值問題。

        (三) 高質量發展的社會學屬性

        將高質量這樣一個具有濃厚的重大政策的概念, 置入社會學視野中去討論, 既是創新, 也是挑戰。所謂創新, 是因為質量、高質量歷來是經濟學關注和研究的傳統范疇, 相對經濟學對高質量的關注, 社會學則是“換只眼睛”去關注經濟學的傳統范疇。所謂挑戰, 是要透過經濟學的概念發掘社會學的屬性, 揭示社會學的意義。

        一個概念或者命題是否具有某個學科的屬性, 有多重方法或路徑可以考察, 但從某個學科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目標去考察是最為基本的方法。高質量發展是否具有社會學屬性亦可從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目標展開考察。

        從社會學研究對象看, 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為社會行動, 社會行動體現了作為行動主體的人的主觀動機、需求、意愿、價值、目標的具體作用。這些都賦予或者包含了質量、高質量的社會學意義, 如追求高質量的生活、高質量地滿足需求等等。在中國學術傳統中, 先秦的荀子提出了“人生而不能無群”的命題, 這是中國社會學的起源, 以至后來將“社會學”譯為“群學”, “群學”即“社會學”。群學是研究“合群”“能群”“樂群”“善群”的學問。(14)這里的“合”“能”“樂”“善”無不包含“群”“社會”的質量問題。如果沒有“質量”含義的存在, 何談“合群”“能群”“樂群”“善群”的問題。可見, 從社會學研究對象上看, 質量和高質量具有社會學的屬性。

        從社會學研究的目標看, 社會學研究的最終目標是揭示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的規律性。就社會結構而言, 社會結構是否達到優化, 實質上就是討論社會結構質量高低的問題、社會結構中的每個子結構質量高低的問題, 以及各個子結構之間的協調度是否呈現出高質量的特質。而社會變遷是社會結構的變遷, 包括高質量的社會發展, 以及體現高質量特質的社會全面進步。

        我們經常談論的社會和諧中的“和諧”、社會穩定中的“穩定”、協調發展中的“協調”、良性運行中的“良性”等, 與孔德的“秩序”、迪爾凱姆的“社會團結”等有異曲同工之妙, 即都涉及質量并關注其本真性價值判斷, 追求社會穩定, 講求人的和諧。有學者認為“社會治理就是要讓人們過上好日子, 好日子就是衣食豐足、幸福平安、和諧有序”(15)。社會治理是要形成一個“能夠讓社會成員過上好生活的好社會”(16)。可以說, 經濟增長或經濟發展也好, 還是社會治理也好, 都是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 讓人民生活在好社會之中。“好日子”“好社會”都表明了廣大社會成員對高質量生活的追求。2012年習近平提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17)。其中美好生活的表述已經超越了追求經濟效率的質量的現實性價值, 真實凸顯了質量的終極性價值或本真性價值, 這正是社會學所關注的問題。

        總之, 當高質量發展的概念與社會學結合起來時, 高質量發展在理論上可以表述為:形成高質量的社會結構, 推動高質量的社會變遷。在實踐上則可以表述為:推動高質量社會建設, 實現社會現代化。如果說在政治上要“不忘初心, 牢記使命”, 那么在經濟上要“不失本真, 勿忘質量”, 社會學研究則完全可以說, 在推動社會建設, 實現社會現代化方面, 則要求“不忘本真, 追求質量”。當經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并且經濟發展質量日益改善之時, 要順勢而為推動高質量的社會建設, 讓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本真性價值完全體現在社會領域。

      作者簡介

      姓名:宋國愷 工作單位:北京工業大學文法學部 北京工業大學首都社會建設與社會管理協同創新中心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禹瑞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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