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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發展演進 刑事立法彰顯法治核心價值
      2019年07月30日 15:45 來源:法制日報 作者:朱寧寧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新中國成立70年,也是我國刑事立法孕育、誕生和發展、演進的70年。70年來,刑法的命運與國家法治建設息息相關。在國家法治建設的大格局下,我國刑法的發展脈絡得以描繪和勾畫,刑法也由此成為維護社會秩序、保障公民權利不可或缺的基本法律。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刑法的發展歷程就是中國社會變革的縮影。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周光權,是連任三屆的全國人大代表。在擔任了十一屆、十二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后,2018年3月,周光權成為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

        作為一名刑法學教授,周光權一直致力于刑法學的教學研究工作,同時,作為一名立法者,周光權還參與了多個刑法修正案的立法。近日,周光權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講述了我國刑事立法70年來走過的風雨歷程。

        記者:新中國成立后,直至1979年7月1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新中國才有了第一部刑法。這部刑法意味著什么?又該如何評價?

        周光權: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國家刑事立法可以說經歷了一波三折。早在1950年就開始了刑法起草工作,但沒有被正式提到立法日程。1954年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我國第一部憲法后,刑法起草工作正式開始。到1957年已經草擬出了第22稿的刑法草案。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原則通過了這個草案,但是后來沒有對外公布試行,我國的刑事立法也就此停頓了。1962年重新啟動刑法起草工作,至1963年10月,起草出第33稿,后來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刑法起草工作再次擱置。直到1978年10月,刑法草案起草班子又一次成立。伴隨1979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的成立,刑法立法工作也抓緊進行。幾個月后,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刑法。至此,新中國成立30年后才有了第一部刑法,這部刑法也被稱為“79刑法”。

        “79刑法”條文總數有192條,總體上是科學合理的,對保護人民、懲罰犯罪、維護社會秩序和保障改革開放都起到了積極進步的作用。但應當看到,這部法典也存在一些不足,立法技術上秉持“宜粗不宜細”的精神,總體較為粗疏,內容上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規定了類推制度,分則對犯罪罪狀的規定又比較簡單,出現了流氓罪等一些“口袋罪”,等等。所以,現在回頭看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其時代局限性還是非常明顯的。

        記者:1997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對“79刑法”進行了大規模修訂。這部修訂后的刑法有哪些重大意義和進步呢?

        周光權:這部修訂的刑法也被稱為“97刑法”,其出臺前后歷時整整15年,條文總數增加到了452條,在很多方面實現了重大突破。可以說,無論從立法技術還是具體制度設計上看,“97刑法”都是我國刑事立法乃至法治建設征程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97刑法”最重大的意義就在于明確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從而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我們知道,罪刑法定是公認的刑法“鐵則”,有助于防止司法機關濫用刑罰權,真正實現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目標,實現法治的核心價值。

        充分保障人權也是“97刑法”的一個重要特點。這部法律很好地把握了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之間的關系,對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的保護都給予了充分關注,及時增設了相當規模的新罪,針對某種可能造成危險的行為設置罪刑規范,兼顧對公共與社會秩序的保護以及個人法益的保護。同時,在多個方面體現了保障人權的思想。比如,在總則中,對正當防衛權的行使作出了詳盡規定,為保障公民依法行使防衛權、確保法院敢于作出無罪判決提供了法律武器;對單位犯罪的概念和處罰標準作出了明確規定,防止實踐中任意擴大處罰范圍。在分則中,對一些原來比較籠統、含糊的規范盡量作出具體規定,取消或分解了含義寬泛模糊的投機倒把罪、流氓罪和玩忽職守罪三大“口袋罪”,提高了刑事立法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

        此外,“97刑法”特別強調體系結構的完備、罪刑關系設置的合理,從而為準確定罪量刑提供了“尺度”,實現了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滿足法治的基本要求。

        可以說,“97刑法”實施以來,我國的國家安全、國家利益得到維護,政權得到鞏固;重大暴力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以及恐怖組織、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的犯罪得到有效遏制。20多年來的司法實踐充分證明,“97刑法”是一部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積極回應司法實踐需求、切實可行的統一刑法典。

        記者:刑法的完善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自1997年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后通過了關于修改刑法的一個決定和十個刑法修正案。該如何看待刑法修正案呢?我們知道,您十幾年來親身參與立法工作,尤其是參與了多個刑法修正案的立法,這背后有哪些讓您印象深刻的立法故事?

        周光權:刑法是憲法以外唯一以修正案形式修改的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這些決定和修正案都是“97刑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核心任務是滿足懲罰犯罪、保護人民的現實需要,通過修改刑法積極有效地應對社會生活的變化。

        這些年來參與多次刑事立法后,我最大的一個感受就是,我國的刑法也在不斷地做減法而不是一味地做加法,不是一味增設新罪、提高法定刑,而是愈發與罪刑相適應、保護被害人權益等一系列理念相匹配。這一點在對綁架罪的修改中體現得最為明顯。

        我們知道,“97刑法”將綁架罪的起刑點定為十年以上。這就意味著只要綁架罪成立最輕也要判十年。而起刑點太高會使得保護人質的初衷得不到實現。試想一下,犯罪嫌疑人一想到即便投案自首或者放棄殺害被綁架人,最低也要判十年,在這種情況下還會放棄綁架嗎?因此,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將綁架罪的起刑點改成五年以上,這也是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重大舉措。而實際上,我個人認為綁架罪最低刑五年還是太重了,所以當時在常委會會議上發言的時候還建議改為三年以上,這樣就跟故意殺人罪的法定刑均衡。

        還有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刑事立法是設立危險駕駛罪。當時一個大的社會背景是,伴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購買家用汽車的人越來越多,由此也帶來了一個問題:據最高人民法院當時的統計,2009年1月至8月,因醉酒駕車、飆車等行為共發生3206起交通事故,造成1302人死亡。于是社會上建議增設“危險駕駛罪”的呼聲漸起。但這一建議在當時遭到了一些學者的強烈反對,反對的最主要理由就是,危險駕駛是行政違法行為,上升為犯罪不太合適。因為知道我在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擔任委員,甚至還有很多刑法學教授專門給我寫信,試圖讓我去說服立法機關不要立這樣的條文。但最終我們認為,社會的快速發展必然要求刑法不能缺位,因此危險駕駛入刑基本上是可行的。危險駕駛罪設立后,“喝酒不開車”的社會風尚迅速形成,并逐步沉淀為社會文明的基礎規范,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記者:談到刑法,就不得不提到死刑問題,社會各界一直高度關注死刑問題。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一次性取消了十三個死刑罪名,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又進一步再削減了九個死刑罪名。這曾在社會上引發熱烈討論,有意見認為減少死刑會影響社會穩定,該如何看待我國死刑制度改革?

        周光權:死刑減少之所以引起這么多爭論,我認為還是在于缺乏正確的死刑觀和理性態度,對死刑過于迷戀,附加了過多的社會功能。而一個社會如果要達到“善治”狀態,就不能過于依賴死刑。有句話說,最好的社會政策才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死刑,原則上只針對危及生命的犯罪而設置,這既與正當性、人道性相一致,也把握了利用刑罰進行威懾的限度。但用死刑這種最嚴厲的刑罰去威懾原本罪不至死的行為,等于用大炮威懾蚊子,其實并不合適。所以在我看來,刑法修正案中取消這些罪名的死刑,天塌不下來。

        實際上,“97刑法”中已經充分體現了限制死刑的立法思路,將原“罪大惡極”的規定修改為“罪行極其嚴重”。此外,掛有死刑的罪名也大幅度削減,尤其是經濟犯罪、職務犯罪和其他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減少了很多。可以說,近年來判處死刑案件的大幅度減少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立法的完善。

        認為取消這些罪名的死刑會不利于維護社會穩定,其實是存在一個認識誤區。大量實證研究表明,對罪不至死的人判處死刑,才會真的不利于社會穩定。而且,取消某一個罪名的死刑并不等于這個罪名就不存在了。例如,取消對集資詐騙罪死刑,但是其最高還可判到無期徒刑。對于一個謀財而沒有害命的人,喪失了到社會上再次行騙的機會,難道不是對他最嚴厲的懲罰嗎?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逐步減少適用死刑罪名。死刑作為一種最嚴厲的刑罰手段,之所以要減少其適用,主要在于刑罰人道化是歷史發展潮流;人死不能復生,死刑錯判無法糾正;大量案件的罪犯罪不至死。這些因素決定了無論在立法還是司法中,與死刑有關的罪犯和罪名都只能是極其罕見的特例。我們今天對死刑的態度應該是:死刑的適用,必須要符合正義的要求,必須考慮罪刑相適應原則,必須要有所節制。今后從立法上削減死刑罪名會有越來越大的阻力。在這種現實條件下,我認為司法要擔負起控制死刑的使命。

        記者:新中國成立70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您認為刑法在其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周光權:70年來,國家的不斷進步和社會的飛速發展,都對刑法立法的科學化、合理化帶來了特別高的要求。而刑法作為最后手段,為我國的改革開放、經濟繁榮、社會和諧穩定作出了重大貢獻。

        通過發揮刑法的懲罰和保障功能,維護了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社會秩序,維護市場秩序確保市場經濟有序發展,保護公民人身財產不受侵犯。可以說,刑法在懲治犯罪、保護人民、保障人權、保障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刑法也將在新的時代、新的時期下不斷發展、繼續發展,有新的作為。

        人物小傳 

        跨界于學者與立法者之間的周光權 

        □ 法制日報全媒體記者 朱寧寧

        在專家學者里,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周光權應該算得上是參與國家層面立法工作較多的學者之一,他擔任了10年的全國人大法律委委員,是第十一屆、第十二屆、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如今仍繼續在十三屆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中擔任副主任委員。

        在立法機關里,周光權也是為數不多的長時間“一線”參與國家立法的專家學者。十個刑法修正案,他參與其中的就超過一半。

        熟悉立法工作的人普遍會有一種感覺:專家學者立法往往容易理想化,實務部門立法者有時則會欠缺理論支撐。而周光權一直以來“跨界”于學者和立法者之間,在立法工作中實現理想與現實的融合。

        1992年,周光權畢業于四川大學法律系,之后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獲法學博士學位,后進入清華大學法學院任教,并曾掛職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廳副廳長、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副檢察長等職。這些經歷,讓周光權在思考和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參與國家立法工作時,能夠既聯系實際又反映立法意志。

        周光權對刑法十分熱愛。身為全國人大代表,周光權基本每年都會提出四五件建議,粗粗算下來,10多年的時間里,他大概提出過四五十件。這些建議基本都是圍繞如何讓刑法規定更加合理、如何進一步完善刑訴法以及司法體制改革。從數量上看不算多,但是從質量上看,這些建議屢次被相關部門作為重點代表建議中的重點,并推動多個司法解釋等文件的出臺。

        而這些年參與了大量的刑事立法工作后,他感觸頗深。

        “刑法,應當是司法人員和專家學者們解釋的對象,而不是被批評的對象,更不能是被嘲笑的對象。”在周光權看來,立法工作是通過民主的程序、經過復雜的討論、匯集了眾人的智慧制定出來的。要盡可能地去尊重法律、信仰法律,盡可能地按照法律規定去辦事,而不是動不動就批評立法不合理,然后便急著要進行修改。很多時候,刑法中費了那么多工夫來設計的條文在司法實踐中的執行狀況并不理想,比如一些正當防衛案件并沒有得到正確處理,往往是對立法原意進行了錯誤理解,甚至把所謂的案件處理中社會效果、死者為大等一些錯誤的觀念帶到了司法實踐中。所以,進一步深入研究刑事立法,尤其是仔細理解刑法立法的意思至關重要。

        “法律是需要解釋、需要尊重的對象。動不動就挨批,會讓立法者發懵。”周光權認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現有的基礎上再出發,走得更遠,我們的司法也才能更合理,立法者制定的刑法條文在實踐中也才能得到更好的貫徹和實施。

      作者簡介

      姓名:朱寧寧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趙天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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