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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學——“名”學
      2019年08月06日 10:1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阮益嫘 字號
      關鍵詞:“名”學研究;政治思想;文化

      內容摘要:在中國古代,“名”具有特殊的含義,先秦秦漢之際“名”是一個流行的話題,在孔子、老子、荀子等諸子百家流傳于世的著作中,曾有不同角度論述的“名”,但是在漢以后有關“名”的論述便減少了,逐漸這門學科成為了絕學。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曹峰教授曾就這個問題進行過研究,并著有《中國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該書分序言、上編、下編三部分,序言部分主要介紹了“名”在先秦秦漢之際是如何流行的,為什么要以“名”為研究對象,為何這種研究后來走向偏差以及曹峰教授對先秦名學研究提出的新思路、新方法等。曹峰教授也鮮明地指出,近代以來的名辯學研究,基礎配置薄弱、研究視角和方法相對單一,學者們更愿意將精力投入到哲學和思想研究等顯學,而名辯學被作為邏輯學的一部分則越來越定型化和狹窄化。

      關鍵詞:“名”學研究;政治思想;文化

      作者簡介:

        給你一個字:名,你可以想到的解釋有多少種?比如,人或物的稱呼:名字、名稱,或者是名譽、名聲,又或者是動詞表示說。在中國古代,“名”具有特殊的含義,先秦秦漢之際“名”是一個流行的話題,在孔子、老子、荀子等諸子百家流傳于世的著作中,曾有不同角度論述的“名”,但是在漢以后有關“名”的論述便減少了,逐漸這門學科成為了絕學。那么,古代的“名”與我們今天對它理解、運用最大的不同有哪些?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曹峰教授曾就這個問題進行過研究,并著有《中國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該書分序言、上編、下編三部分,序言部分主要介紹了“名”在先秦秦漢之際是如何流行的,為什么要以“名”為研究對象,為何這種研究后來走向偏差以及曹峰教授對先秦名學研究提出的新思路、新方法等。上編在介紹與“名”所相關的各種政治問題時,曹峰教授以“名”的政治禁忌為起點,引入諸子與“名”有關的各種政治思想論述,推理出“名”與“法”等概念的關系。下編則是通過個案的分析與研究,列舉諸子著作中論述“名”的實例,進一步論證古代“名”的特殊含義——確立是非,制定秩序的根本性法則。通過“無名”“無形”的“道”去把握“有名”“有形”的萬物。這是今天我們仍要研究它的意義所在。可以說,中國古代對“名”的探討,已經具有了語言學、邏輯學、知識論、政治學、倫理學多重維度。

        “名”的神秘色彩

        “名”作為人或物的名稱用來區別此與彼,古已有之。古代命名有禁忌,名是出生時父母或長輩賜予,名代表了一個人原初的狀態,甚至包含很多重要信息:族群關系、血緣關系、等級關系,或者出生時間、方位、面貌、氣象甚至是對新生者的期待等。貴族階層有特別的規定,王室子孫出生可能會以當時的重大事件或政治局勢命名。中國古代將人名分為名與字兩部分,這個“名”是獨一無二的,使用一生,而“字”是成年后為便于社會交往而取的另外一個名字,是可以改變的。例如,男子二十歲,女子十五歲之后,則要取一個在社會中可以被他人稱呼的名(字)。古代使用名有禁忌,除了父母尊長可以使用,其他人不可直呼其名。某些時候出于對他人的保護和尊重,才刻意不去稱呼他人的名字。稱名也有禁忌,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古人在不同場合使用不同的稱呼來表達彼此之間的社會關系。名可用于對他人尊稱,也可以表示自謙,比如“孤”“寡”這些看似不好的詞,卻是古時諸侯用來自稱的詞。

        在先秦時代,名稱的政治地位曾被抬高到能夠左右國家命運的地步。這是一種原始宗教概念的體現。當它能夠反映對象的本質,并被看作塑造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力量時,就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名的禁忌,體現了尊卑等級的社會秩序,體現君主權威的政治法則。命名,并不是簡單地貼上標簽,而是給世界構建某種次序的政治行為。

        究竟什么是“名”?

        從中國古代文獻看,它似乎并沒有完整的定義。由于當代人文科學深受西方的影響(文史哲的劃分就來自于西方)。曹峰教授給戰國秦漢時期所討論的“名”分兩類,一種是傾向于價值判斷的,具有倫理、政治上的意義的“名”,另一種是基于事實判斷的,具有邏輯意義、認識論意義的“名”。與之相對應的人,分別是“政論型”名家和“知識型”名家。正因為思想家們對于無益于“治”的意義沒有興趣,他們更關注如何把握和管理這種重要的政治工具。所以,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真正產生過影響的是政治意義上的“名”。需要注意的是,這里的“名”思想不是“名家”思想。

        曹峰教授在對出土文物帛書進行研究時發現,“名”不是獨立存在的,它與“道”“法”之間存在某種結構關系,三者呈現的是“道”在上,“名”“法”在下的三角形關系,“名”是“道”與“法”之間的媒介。在中國古代思想中,“道”生萬物,但它卻不是具體的物,物的命名、識別和管理需要由“名”來完成,“名”是確定某種制度的化身,它所具有的規定性在某一時期曾被作為判斷是非的基準,神圣不可侵犯;“名”“法”的出現時間差不多,“名”是“法”的前提,“法”是具體實施手段,兩者作用差不多,分工不同。“名”“法”都被視作現實政治中最高最根本的因素,它們對形成和維持秩序產生著重要作用。在古人看來,世間萬物的秩序不是因為有法,而是因為有“名”,從而實現物的命名、區別、管理。事物有生有滅,而名卻是永存的。

        “名”學研究狀況及思考

        在本文所提到的曹峰教授個人論著出版前,國內外尚且沒有人全面提出“名”這個概念,著述就更是稀缺。過去的一些研究,往往是把對古人語言本身的研究與其語言的政治影響混為一談。曹峰教授研究的重點正是在與政治相結合的“名”的研究開辟出新境界。“名”學(有的學者也稱之為名辯學),雖然歷史上曾一度被人們所遺忘,但在二十世紀以后又突然興起,成為中國邏輯學史研究的重點。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內憂外患,我們意識到這是科學技術落后所致。有識之士逐漸認識到更深層次的原因,就是西方文明中有著導致科學思維發生的內在機理,即邏輯學這種科學的思維方式導致了西方的強大。學習西方的模式便開啟,在這個過程中,嚴復所做的工作是開創性的,他向國人介紹了西方的哲學、政治學、經濟學以及自然科學,而且十分重視對科學方法論——邏輯學的介紹。隨著西方的邏輯輸入和中國研究的興起,我國學術界的先驅們對諸子有關名與辯的思想進行了全新的闡釋,在不斷尋找與西方相似性的過程中,學者們也逐漸發現在一些方面我們還可能領先于西方,于是我們有了更多的自信心,“名學”(還有“辯學”等名稱)就成為了“中國古代邏輯”的指稱。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以建設中國邏輯學史為前提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哲學家馮友蘭先生等一些研究者都曾做過一些簡單的分類。

        曹峰教授也鮮明地指出,近代以來的名辯學研究,基礎配置薄弱、研究視角和方法相對單一,學者們更愿意將精力投入到哲學和思想研究等顯學,而名辯學被作為邏輯學的一部分則越來越定型化和狹窄化。由于從不合理的研究、闡釋角度出發,造成了研究的方向性錯誤,甚至曲解了本意。我們的人文科學在學科分類、框架、概念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的影響,以至于我們的古代思想研究也沒有跳出這個圈子。二十世紀我們為了證明自己不比西方差,在過分強調民族自信進行研究的過程中,難免出現生搬硬套,缺乏客觀性,不注意考察文獻真偽等問題。簡單套用西方的學術理論分析中國古代思想,這是研究中暴露出的重大缺陷,結果是得不到客觀的研究和正確的闡釋。這一時期的名學研究僅僅是為了找出與西方的差距,或者說找出與西方的相似性而進行的研究,是由于對自身文化的不自信導致。

        進入二十一世紀后,中國哲學、古典文論、史學理論等領域,開始反思過去一個世紀學術史的歷程,這個時期我們的研究不只是為了強調民族自信,而是可以去做純學術意義上的“名家”和名學研究。我們除了需要向西方學習,更需要積極發掘我們的傳統文化中能夠發揚光大的地方。以此為基礎的研究,才更加客觀和接近事實,對實踐更具有指導意義。

        曹峰教授著述中的結論,一些來自于對文本的研究,還有對出土文物的考證。例如,他對出土文物上刻、畫的文字或圖案研究時發現,帛文中一個復雜的圖形就指向一段文字說理,而能否正確辨識和解讀這些圖形文字,是能否理解帛圖里蘊含深刻道理的關鍵。需要多方面的知識作為支撐,它可能需要同時具備歷史學、考古學、思想史等知識,因此,研究者不能只關注一個方面思想的研究,而忽略其他方面,這樣就難免會出現對文物所包含內容和價值理解上的偏頗。

        在附論中,曹峰教授指出的學術研究精神,值得我們深思。他引用了余英時《怎樣讀中國書》里的句子:“我希望中國知識界至少有少數‘讀書種子’,能維持著認真讀中國書的傳統,徹底克服殖民地的心理。至于大多數人將為時代風氣席卷而去,大概已是無可奈何的事。但是我決不是要提倡任何狹隘的‘中國本土’的觀點,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不正常的心態。只有溫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陳才能出新,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這是顛撲不破的關于讀書的道理”。他說,今天的做諸子研究、思想史研究的人,從什么地方批發來的新觀點、新方法,拼湊出一篇篇新作,里面的信息是否準確,自己也不清楚,那些厚重的、可以真正反映時代風貌、思想實態的典籍,如《呂氏春秋》、《淮南子》之類書籍,學生基本上不愿下功夫。更不要說一些冷門、難讀的邊緣書籍。一些典籍,如《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老子》、《莊子》被過度解讀,其他大多數諸子被忽視,邊緣、冷僻的諸子甚至被打入冷宮是不合理的。做研究少講一點方法,多讀一點古書,古書越熟,越容易發現問題,也越容易解決問題。曹峰教授在潛心研究的過程中,在對學理知識的不斷積累中,對學術研究深刻體驗的總結,對于今天的研究者和研究工作是啟示更是警示。

        今天,我們再研究諸子時,仍舊要秉持不尚統一而貴共生的精神。我們所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是這種不求相同求共存思想的完美詮釋。中華文明歷史悠久,當我們開眼看世界,向西方學習的時候也不要忘記看看腳下的路,回頭看看走過的路。在歷史的長河中,那些世界領先的重大發明、未解之謎,值得我們在歷史中尋找答案。了解別人是為了學習,借鑒,尋找差距,而不是推翻和否定自己民族的文化。我們所做的任何發明和研究,不是為了向誰證明我們可以做到,而是我們能夠自主地選擇走什么樣的路,怎么走,而不必生搬硬套別人的方法、概念。我們強調中國特色,就是不要成為誰的翻版,也不能成為誰的翻版,中華民族有足夠的自信。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網采編中心)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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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王禧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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