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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號學作為一種形式文化理論:40年發展回顧
      2019年08月05日 10:36 來源:《文學評論》2018年第20186期 作者:趙毅衡 字號
      關鍵詞:形式文化論;符號學;敘事學;意義論;符號哲學

      內容摘要:從形式討論出發,探討作品背后的社會文化運作,這是許多文學與文化批評者樂于使用的學理途徑。符號學是形式論發展到今日的主要形態,符號學在中國繁榮,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中國有著豐富的符號思想遺產。自從現代形式論流派在20世紀70年代末傳入中國,中國學者迅速將這種理論與中國思想遺產結合,在40年中積累了豐富的成果,符號學的中國學派正在形成。

      關鍵詞:形式文化論;符號學;敘事學;意義論;符號哲學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從形式討論出發,探討作品背后的社會文化運作,這是許多文學與文化批評者樂于使用的學理途徑。符號學是形式論發展到今日的主要形態,符號學在中國繁榮,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中國有著豐富的符號思想遺產。自從現代形式論流派在20世紀70年代末傳入中國,中國學者迅速將這種理論與中國思想遺產結合,在40年中積累了豐富的成果,符號學的中國學派正在形成。中國符號學擺脫了索緒爾語言符號學的有機系統觀,轉而以皮爾斯原理為基礎,吸取巴赫金、洛特曼等人的成果,在中國符號思想基礎上,重新定義并改造了符號學。符號學不僅研究當代文化的各種表現與劇烈演變,并且開始把符號學從方法論推進為對人的意義存在之思考。

        關 鍵 詞:形式文化論;符號學;敘事學;意義論;符號哲學

        作者簡介:趙毅衡,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符號學—傳媒學研究所。

        一 關于形式文化論

        形式文化論,是一種文學與文化批評方式,是改革開放40年來學界廣泛用于理解中國文藝和文化的多元方法之一。符號學原是這個潮流中的一個學科,在后結構主義階段成為形式文化論的集大成者。符號是用來承載意義的,不用符號無法表達、傳送、理解意義,符號學即意義學。作為一種形式文化理論,符號學專注于文本形式與文化的意義聯系,以此為討論的核心線索。

        形式文化論,即是從文本的形式上手,討論文學藝術的文化意義,討論產生作品的社會機制或歷史進程①。不少人慣常對“形式”一詞作貶義理解,對形式文化論也誤解爭議較多。爭議點主要有兩個:一是說關注形式等于忽視內容,但形式文化論討論形式,目的是穿透形式看到背后的文化動力和歷史進程;二是說符號學是西方批評方法,但他們忘了中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符號學大國,《周易》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解釋世間萬事的符號體系,陰陽五行說是貫穿整個文化的哲理,先秦諸子、佛學等都給我們留下了巨量的符號思想遺產。中國學界很早就把這些遺產作為研究重點,多年來研究成果已成體系。

        廣義的形式研究,可以包括風格學、文體學、修辭學、敘述學等,中國古典文論一再討論的比興、意境、氣韻、興象、體性、風骨,都是文學藝術的形式規律。今日的西方符號學者不遺余力追溯歐洲古典與中世紀思想遺產②,當今中國學界也不會放棄自己的傳統這個富礦寶庫。建立中國學派的任務,必須靠三個方面的努力來實現:一是理解并講解我們的祖先說了什么,二是了解并明白當代世界學界做了什么,三是找到并堅持我們自己在當代學術中的獨特聲音。前二者不能取消替代第三條,畢竟我們是當代中國學者。

        那么能否不從形式來討論作品?能否從作品情節內容來“直接”討論社會文化?當然可以,實際上不涉及形式分析的批評,在批評中占了絕大多數。從形式著手,并非唯一路徑,也并非高人一等,而只是一種可用的路子。也就是說,形式文化論是多元方法之一,畢竟形式是每一種文化產品必定有的形成方式。誠如傅修延所言:“人們只顧天馬行空般地扮演思想家的角色,對自己學科的立足點卻不屑關注。每一門學科都應該有獨屬于自己的范疇概念,沒有形式論作為基礎,學界連相互交流的常規話語都不具備。”③

        文學藝術既然是人造物,就必然有形式技巧上的講究,形式論就是文學藝術的“工匠精神”,就是暫時懸擱(而不是取消或排除)關于文學的各種大哉之問,先追究形式,然后看形式背后的社會歷史文化規律。歷史上的確有說過頭讓人詬病的“絕對”形式論(例如維姆賽特1946年的論文《意圖謬見》④),的確有學者埋頭分析形式,而未能抬頭看到廣闊的文化背景。當代學界龐大,術有分工,個別人一頭鉆進特殊課題并不奇怪。但本文將會證明,大部分符號學者看到形式背后的社會動因。本文的目的是總結改革開放40年來符號學如何在中國推進發展,總結中國的文學與文化學者在這些方面做出的努力,既看到成功的經驗,也不能忽視不盡如人意之處。

        與一系列現代理論一樣,形式文化論是20世紀初突然爆發的,而且是在不同國家里用不同語言寫作的理論家不約而同地發起的:艾略特不認識什克洛夫斯基,皮爾斯不知道索緒爾,可能只有瑞恰慈處于當時歐美文化中心的劍橋大學,了解一點各國正在發生的事⑤。這些學派的出現,是文化界受現代性壓力后自然的走向。個中原因不難理解:文學藝術創作在19、20世紀之交出現流派大爆發,創作走在理論之前,迫使文藝理論做出大改變;那個時代也見證了現代物理學的重大突破,使得各學科都感到“物理學欽羨”(physics envy),尤其是一切現象都可以靠數學推進,使各科學者都自覺地尋找對象背后的深層規律,尋找世界萬象背后的底蘊。要指出文化研究與科學不同,不可能共享同一種分析模式,這并不難,但要人文學者完全拒絕這種誘惑,恐怕不容易。這是我們回顧形式論興起時不能不考慮的文化背景。

        二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符號學

        中文很多學科名來自日語,但“符號學”是中國稱呼,日語至今作“記號學”。有一部分中國學者,堅持用“記號學”一詞⑥,也有國內學者把符號稱為“記號”⑦。“符號學”這一中文詞,是趙元任在1926年一篇題為《符號學大綱》的長文中提出來的。趙元任指出:“符號這東西是很老的了,但是拿一切的符號當一種題目來研究它的種種性質跟用法的普遍的原則,這事情還沒有人做過。”⑧他的意思是,不只在中國沒人做過,而且在世界上還沒有人做過。當時索緒爾與皮爾斯的理論尚少有人知,趙元任應當是符號學的獨立提出者之一。

        西方對符號學通用的定義是,“符號學是對符號的研究”(Semiotics is the study of the sign)。此定義是用一個拉丁詞源定義一個希臘詞源詞⑨。中文完全沒有必要跟隨西語轉圈子,因為此定義翻譯過來更是同詞循環。筆者早就提出,符號學可以簡明地定義為“關于意義的學說”,因為符號就是“被認為攜帶著意義的感知”⑩。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的語言學與哲學刊物中,出現過對符號學的最早介紹。五六十年代方光燾與高名凱等語言學家關于“語言/言語”的爭論,實際上已經是在討論符號學原理。1978年方昌杰翻譯哲學家利科的文章,是改革開放后符號學一詞第一次重現于中文(11)。中國學者討論符號學的最早文章,是1980胡壯麟在《國外語言學》上發表的《語用學》一文(12),不久就有岑麒祥、徐志明、徐思益等人討論索緒爾語言學的論文。80年代早期的“符號學覺醒”,集中于介紹索緒爾語言學。

        1983年,金克木在《讀書》第5期上發表的《談符號學》一文,是印象式的漫談,卻是中國學者第一次用自己的眼光面對這個學科。80年代中后期,“文化熱”升溫,國內學界對文化研究興趣陡增,出現了一批最早的論文,如安和居《“符號學”與文藝創作》(1985),安迪《短篇小說的符號學》(1985),胡妙勝《戲劇演出符號學導引》(1986),艾定增《運用建筑符號學的佳作:評西雙版納體育館方案》(1986),徐增敏《電影符號與符號學》(1986),李幼蒸《電影符號學概述》(1986),周曉風《朦朧詩與藝術規律:對于現代詩歌的一個符號學探討》(1987),曾大偉《試論符號學文論和接受理論在教學上的應用》(1987),以及鄭偉波《從符號學角度看翻譯等值的限度》(1988),郭昀《情報與符號:從大情報觀觀情報載體》(1988)。符號學在中國一開始就呈現了大幅度跨學科特征,覆蓋面之廣令人驚奇,符號學的“可操作性”成為其最吸引人的特點。而且用在論先,此時總體說符號學的文字反而極少,像毛丹青《符號學的起源》(1987)、陳波《符號學及其方法論意義》(1988),是鳳毛麟角。

        此時中國符號學界也開始出版專著,如1988年12月李先焜與陳宗明開始連載《符號學通俗講座》;林崗于1986年出版的《符號·心理·文學》,是我國第一本符號學文學研究。接下來是何新1987年的《藝術現象的符號—文化學闡釋》,他也許是提出從符號可以跨到文化的第一人;俞建章、葉舒憲1988年出版《符號:語言與藝術》,開始了中國的符號人類學研究;肖峰《從哲學看符號》可能是第一本符號學哲學專著;1989年出版了楊春時的《藝術符號與解釋》,1990年出版了趙毅衡的《文學符號學》。80年代即將結束時,中國符號學界開始匯流。1988年初,李幼蒸、趙毅衡、張智庭等在北京召開了中國符號學界第一次集會“京津地區符號學討論會”。

        可見,80年代,符號學在中國已經相當繁榮,橫跨多種學科,課題之多樣、興趣范圍之廣泛,令人驚奇。1988年,美國學者西比奧克(Thomas A.Sebeok)討論了27個國家的符號學研究,唯獨沒有提中國,他認為中國“缺乏足夠的符號學機構和研究活動”(13),他的判斷大謬,不過也說明中國符號學運動的獨立性。

        三 80年代符號學與結構主義的糾纏及其突破

        80年代的符號學,一個重大特點是與結構主義混雜在一起,兩者不分。中國學界在80年代基本上把結構主義當作符號學的同義詞。此種混淆妨礙了符號學在中國的展開,到后來變成符號學界不得不花力氣擺脫的一個糾纏。這是70年代世界符號學運動的共同特點,只不過中國符號學認識到必須區分時,時間稍微滯后了一點。

        照理說結構主義是思潮,符號學是學科,二者不應當混淆。實際上結構主義與索緒爾式符號學的基本原理的確相通,可以說結構主義是早期符號學采取的第一個哲學形態。但是結構主義范圍比符號學大得多,結構主義領袖列維-斯特勞斯、阿爾都塞、福柯、拉康、戈爾德曼等人,并非符號學家。當時中文刊物發表的關于結構主義的文章,數量遠多于符號學。1980年,袁可嘉、王泰來等人開始相當系統地介紹結構主義。1981年,李幼蒸發表《關于結構主義與符號學的辨析》一文,認為兩者是同一個運動的兩個不同名稱(14)。霍克斯出版于1977年的《結構主義和符號學》,1987年被譯成中文出版(15),此書通俗易懂。佛克馬與易布思1977年的《二十世紀文學理論》(16),幾乎半本書介紹結構主義,很受歡迎。這幾本書的中譯本比原作滯后了10年,六七十年代在西方、80年代在中國,結構主義的確覆蓋了符號學。

        1984年,正當符號學在中國興起,符號學家西比奧克大聲疾呼,要求推行一個澄清運動:霍克斯說“符號學‘與結構主義的研究范圍相同’……這種對事實真相的誤解大錯特錯。”(17)可見在80年代的西方,這種混淆也依然是個大問題。符號學長期搭載在結構主義的車上,對中國符號學的發展很不利,從80年代到90年代,甚至到新世紀,一些重要著作在結構主義名下討論符號學。可以舉幾本影響最大的書:葉舒憲1988年的《結構主義神話學》,實際上討論的是符號神話學;王岳川1999年的《二十世紀西方哲性詩學》、2008年的《當代西方最新文論教程》,都有一節“結構主義符號學”;陳厚誠、王寧主編的重要參考書《西方當代文學批評在中國》(2000),其中沒有符號學,卻有結構主義;朱立元、李鈞主編作為高等學校教材的《二十世紀西方文論選》(2002),下卷開場即為“結構主義、符號學、敘述學”。

        可能是因為文獻的中譯比較齊備,在90年代,甚至新世紀初,中國學者討論符號學時,索緒爾思想依然是主要內容,例如張紹杰《語言符號任意性研究:索緒爾語言哲學思想探索》(2004)、趙蓉暉《索緒爾研究在中國》(2005)。至今中國論者已經在細究西文“第一手材料”,例如屠友祥的《索緒爾手稿初檢》(18)。我國西學界往往有大而化之不追求細節的毛病,似乎西學是客學,有用拿來即可,不必如中國古典那樣錙銖必較地考證源頭,屠友祥的工作則是一個良好開端,把外來學問當作家事,是學術大國應有的氣度風范。此外,雅克布森的主導論描述了形式推動文學史演變的規律,巴爾特用符號升級追尋意識形態分析,卡西爾及朗格的符號藝術學,均大處著眼,在中國影響深遠。

        20世紀大部分時期,皮爾斯模式雖有米德、莫里斯等人發展,在西方一直受到冷落,而在中國,錢鍾書在《談藝錄》《管錐編》中詳細討論了皮爾斯的意義三分理論,以及瑞恰慈的語義學。錢鍾書進一步指出,現代符號學三分“表達意旨”(semiosis)早在墨子(《小取》《經說》)、劉勰(《文心雕龍》)、陸機(《文賦》)、陸贄(《翰苑集》)那里都已論及(19)。

        到70年代,西比奧克、埃科等人用皮爾斯理論把符號學推進到后結構主義階段,使之成為當代符號學的基礎理論。此種模式綜合所有的符號類型,而不以語言為范型。出發點的變化,促使符號學向非語言、非人類符號擴展。更重要的是,符號意義的三分原則打開封閉系統,向無限衍義開放。

        有些西方學者在形式分析與文化批評之間成功搭橋,給中國學界以重要啟示。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塞提出“美學形式”論,認為文本的形式可以導致群眾的“新感性”,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激發革命精神。英國的威廉斯則是從文化研究反過來關注形式,他的許多著作,例如《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20),說明形式問題一直在文化研究視野之中。另一位伯明翰學派的領袖霍爾,在中國影響更大,主要是因為他主編的教科書《表征:文化表征與意指實踐》(21)造成的震動。所謂“表征”,就是帶有文化權力的符號再現,這是一個典型的從形式到文化的跨越分析。布爾迪厄討論了“文學場”中符號資本與社會資本、金融資本的相互轉換關系,即符號因素與社會權力的互相滲透(22)。波德里亞對當今資本主義復雜的社會文化批判,幾乎完全在對商品符號的分析中展開(23)。

        在現當代東歐符號學文化學家中,巴赫金和洛特曼可能對中國當代文論起了最大影響,他們的研究各有千秋,但都顯示了從形式到文化的通衢大道。他們與中國當代批評界淵源較深,有其特殊原因:巴赫金是蘇聯理論家,洛特曼是愛沙尼亞人。他們在中國的名聲和研習者數量,可能超過任何其他國家。

      作者簡介

      姓名:趙毅衡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禹瑞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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